2009年以来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和金额均创历史新高，中国已成为美国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最大受害者。笔者认为，美国贸易逆差与中国的贸易政策、人民币汇率没有必然的联系，美国贸易逆差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科技创新枯竭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战后全球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曾成就了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和繁荣，前三次大规模产业转移基本是按照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路径完成了三类经济体产业结构的梯次转换升级(即“雁阵”格局)。由此，美德日等国专注于发展微电子、新能源、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四小龙”积极承接从发达国家转移出的化工、汽车、家电等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东盟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接过“四小龙”转移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出口导向的轻纺工业。这一时期内，发达国家的技术引领和持续创新，不断带动着“外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第四次产业转移以“模块化”经营战略加速了产业全球化的进程，巨大的潜在市场、良好的产业承接环境吸引着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制造业链条向中国东南沿海大规模转移，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的“制造中心”。 
　　前三次产业转移中美国所拥有的持续创新能力使美国在一般商品项下的贸易逆差不足以成为问题。美国不仅拥有产业链中的核心竞争力，占据着产业链中附加值最多的环节，而且不断涌现的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源源不断地给美国带来来自全球的巨量收入，几家类似微软的企业就足以补偿美国因产业转移而引致的贸易逆差。当美国某一要素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比较优势时，发展新兴产业并将丧失比较优势产业“外包”给后进国家是美国保持其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新产业新技术创新的垄断性和下游产业的竞争性让美国充分享受着国际分工的效率和收益。这种“创新红利”不仅成就了美国的超强国力，客观上也引领着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 
　　但是，近20年来美国的创新能力已经枯竭。后进国家学习和模仿的“后发优势”使得上世纪80年代的互联网、计算机革命的创新能量已衰竭，在没有新的产业和技术创新情况下，美国借助了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不可能持久地代替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的原动力，当实体经济无法支撑金融“变戏法”的泡沫时，危机就不可避免。这也就是这次危机的内在逻辑。 
　　随着美国创新枯竭，而大部分传统产业又已转移到国外，美国失业率一直处于10%的历史高位，美国的“就业岗位”不是被中国抢走的，而是美国企业按照“利润最大化”自己“转移”掉的。在当前高失业率已经成为奥巴马执政的最大考验时，正如其所言“就业问题将是第一要务”，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本质上是就业问题)自然也就浮出水面。 
　　其次，人民币汇率与美国贸易逆差没有必然联系。中美贸易顺差本质上是由于产业分工导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日用消费品。金融危机后，美国民众开始提高储蓄率，但2009年12月，美国储蓄相对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也仅为4.8%，所以对美国而言，这些“低值易耗品”具有较高的需求刚性。美国不可能恢复大量日常基础商品的生产，即使因人民币升值而削弱中国商品的竞争力，美国也只有从墨西哥、东南亚、印度等国进口以弥补国内需求缺口。因此，调整人民币汇率并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反而提高美国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在高失业率的当下，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当前人民币升值也不符合中美两国的长远利益。当前中国正在致力于经济转型，需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美国计划在5年内将出口倍增以创造就业，但美国不应该也不可能重复中国廉价商品的生产，这不但没有竞争力，也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要放弃一直在强化的一个简单的公式，即美国“对华逆差增加100亿美元，美国则会有2.5万人失业”，事实是中国以廉价的商品填补了美国产业转移后的需求缺口，增加了美国民众的福利。此外，人民币汇率稳定增强了在中国的美跨国公司竞争力(增加利润、补贴国内)，同时，也会增加美国国债对中国的吸引力，从而减轻美国国内高赤字的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真要想实现贸易平衡，就要遵循产业分工的客观规律，增加高新技术、资源的出口，以及金融、科技等行业股权向中国企业开放。 
　　笔者认为，美国真正需要做的，不是设置贸易壁垒、挑起贸易争端，产业转移和自由贸易的内在力量是任何国家阻挡不了的。如果硬是要“强硬”，只怕美国会再次失去“20年”。美国真正需要做的是检讨最近20年来创新衰竭的“失职”原因，尽快找到产业与技术创新的突破口，加快创新步伐。